《汉语新文学通史》全两册,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寿桐主编,围绕近代以来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新体文学作品,详述基本史料,进而深入探讨,深受学界好评。
本书一大亮点,在于空间维度上的包容性,地域从东南亚一直拓展到欧洲,海外华文文学基本包含在内,成功将“现当代文学”、“港澳台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整合在一起。内容上既有时代总论和思潮论争,也有作家阐述和线索梳理,还有作品阐析和探索解疑。总体来说,是一部有创新意义的文学史专著。
★ 16开平装,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 本书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用复合的视野认识现当代文学,颇有创见”
★ 本书从时间到空间两个维度的设计,足见魄力与匠心,体现了文学演变的自身规律
★ 在建构汉语维度新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上,本书克服了三个不足:淡化了意识形态倾向,弥合文学史分期的裂隙,对文学史的性质进行了新的厘定
“汉语新文学”概念,由澳门大学朱寿桐教授首倡,又在澳门大学开展了“汉语新文学”大讲堂系列活动。之后,“汉语新文学”及其相应学术概念,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文章。经过充分讨论和精心构建,朱寿桐教授组织编写了《汉语新文学通史》一书。
《汉语新文学通史》是一部有创新意义的文学史专著,它成功整合了“现当代文学”、“港澳台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这是它zui大的特点。
书中集中了一批专家学者的汉语言文学通史的研究成果。每一章内容分为基本史料、简单分析与深入探讨三个部分,并且此三个部分依次排列。一般而言,基本史料是客观叙述,简单分析是采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大家都已能够接受的结论,深入探讨则是撰稿人自己的新见解和新观察。
学界对《汉语新文学通史》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对其超越通常以历史时段和政治阶段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而是深入到汉语新文学发展的内部,根据文学自身发展的节律,进行自然的历史阶段性处理,将“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部分,用“汉语新文学”概念成功综合了“现当代文学”、“澳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全部内容。
“汉语新文学”所指是一个范围,所有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新体文学作品,都涵盖其中。而本书的框架,从时间到空间两个维度的设计,足见魄力与匠心,体现了文学演变的自身规律。特别是本书在空间维度上的包容性。从东南亚地区一直拓展到欧洲,海外华文文学基本上都包含在内。全书有时代总论和思潮论争,有作家阐述和线索梳理,有作品阐析和探索解疑,用复合的视野认识现当代文学,颇有创见。
朱寿桐,1958年生,江苏盐城人。文学博士,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70余篇,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等专著。
《汉语新文学通史》全两卷
主编:朱寿桐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8066783
出版时间:2010年4月
开本:16开
页数:724
定价:98元
目录
绪论 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优势与实践价值
一、学术张力
二、理论优势
三、实践价值
四、学术“预后”
第一编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
一、近代以来文学改良思潮
(一)文学改良运动与近代政治思想运动
近代政治改良主义思潮发轫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最早觉醒的知识分子从拥护洋务派的“船坚炮利”到要求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进而学习政治制度——维新改良运动逐步深化,从政治、社会、文化的改良波及文学领域——粱启超创办报刊译介日本近代书籍以阐发西学,倡导“文界革命”——国內兴起变革四大文体的吁求与提倡白话文的热潮。
(二)文学改良运动与新文学运动
近代白话文运动为后来“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突破口——黄遵宪提出“我手写吾口”及“言文合一”——语言形式变革的必然性及意义——裘廷梁正式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把质朴天然的白话提高到语言美的高度来认识——白话报刊、书籍的大量出版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蓬勃发展——翻译文学兴起引起中国文学內部结构的变迁——文学社会功用观的奠定及片面性——近代文学改良运动揭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
二、梁启超文体革命之于新文学的意义
(一)诗界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改良派转而投目于文学领域——晚清文学革新运动首先从“诗界革命”开始——夏曾佑、谭嗣同初期主倡“新学诗”——“新派诗”。
四、文明戏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预演与前奏
(一)从新剧到文明戏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文人陈去病、柳亚子等掀起“戏剧革命”——“新剧”从舶来品话剧与传统戏曲中演化而来——半亥革命后具有西洋话剧性质的新剧成为“文明戏”——春柳杜坚持要有完整的剧本,以追求艺术为己任,严格采用国语,力求向西方话剧学习,但曲高和寡,后期转向通俗路线却成绩不佳——任天知创立的进化团对早期话剧影响极大,尤其是他们的戏剧中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演出中设有“言论派老生”的角色——南开新剧团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为宗旨,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话剧运动圈——新剧注重宣传革命道理,清朝政府对所有的新剧团体采取迫害政策。
(二)文明戏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西洋话剧的演出体制取代了传统戏曲的行当体制——“五四”批判文明戏运动的利弊——“文明戏”采取中西合璧的冷静态度,“五四”采用拒绝传统的革命姿态——“文明戏”推广了大众化的现代白话,“五四”新文学带有“新文艺腔”——“五四”确立现代导演制,抛弃了“幕表戏”中演员自由表演形式——文明戏运动因缺乏新的政治理想走向终结及其意义。
五、“鸳鸯蝴蝶派”:中国传统文学的延续与改良
(一)《礼拜六》与趣味文学现象
《礼拜六》借助消闲、娱乐、趣味的文学手段,宣扬传统人生观和价值观——艺术上追求人物、情节的离奇,存在辞藻华丽、冗繁堆砌的弊病——言情、社会、历史、黑幕小说成为最繁盛的小说文类。
(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现代性
“鸳鸯蝴蝶派”文学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行者——“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现代性以打破传统时空观念、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未来完成式”等叙事结构为表征——民初流行小说存在“记账式”叙述与主观虚造的艺术缺陷——“鸳鸯蝴蝶派”作家具有报人与小说家双重身份,报业操作方式改变了文学创作生产体系,市场化的职业作家出现。
六、革命派的文学:南社、苏曼殊等人的新文学意义
(一)南社与柳亚子的文学影响
南社承继古代文人聚会传统,以社交、酬唱、自娱自乐为目的,同时肯定文学的政治功能——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批判南社抱残守缺,內部艺术观念的纷争导致南社分裂——唐宋诗之争成为南社成员的一大分歧点,给南社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柳亚子是南社的发起人、创始人,也是南社组织中的核心人物。
(二)南社及苏曼殊的新文学意义
南社的文化建设与文学活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实现了从古代文人雅集到新文学文人社团的过渡——苏曼殊的复杂身世与短暂一生充满了浪漫情调与唯美色彩,以此为蓝本,他创作了对近代文学和新文学都很有影响的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苏曼殊的小说在糅合了西方小说现代叙述方式的基础上,深得唐传奇与《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神韵——苏曼殊以兼具唐人韵味与近代色彩的诗作支持柳亚子反对宋诗,力倡唐诗。
第二编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七、文学革命运作
(一)《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激烈批判“尊孔读经”,标举“打倒孔家店”旗帜,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帷幕——《新青年》力倡民主与科学,传播西方思想,提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标志“五四”文学革命开始——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倡导以文学革命改造社会——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观奠定了新文学人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钱玄同和刘半农上演“双簧戏”为文学革命造势——新文化家与林纾、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展开论争,扩大了斯文化和新文学的影响——文学革命在白话文书写、文学本体变革上取得了实绩。
(二)胡适与白话文运动
胡适的“白话文学”论提升了白话的文学地位,白话文运动旨在打倒文言文以及文言话语所代表的一整套权力机制——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以进化论为核心——胡适对新文学各类文体进行开创性建设——胡适倡导现代中国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胡适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原则构筑“整理国故”的方法体系——胡适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三)新文学运动在各地的响应
在《新青年》的示范作用下,全国文学社团和文艺刊物激增——文学研究会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创造社强调创作“本着內心的要求”,崇拜“天才”,追求文学的“全”与“美”——语丝社倾向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催促新生,排击有害旧物——新月社由欧关文化背景的绅士集结而成,提倡新格律诗——浅草一沉钟社、莽原杜、湖畔诗社等社团的文学活动。
(四)新文学运动在台湾的呼应
台湾最初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相当明显的同构性一《台湾青年》的创办掀起了台湾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一张我军正式拉开了台湾新文学的帷幕,引发新旧文学论战——“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以“为人生而艺术”为宗旨,进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抵制“堆积满纸新名词”的“新学诗”——梁启超建构“诗界革命”的理论,《饮冰室诗话》是“诗界革命”的理论总结——黄遵究开展“新体诗”试验,代表了“诗界革命”在创作上的实绩——“诗界革命”要求以口语入诗,开启了近代诗歌语言的通俗化走向,要求在诗歌申反映新思想,扩大了诗歌的审芙范围——“诗界革命”最终并未能突破旧形式,没有完全解决“旧风格”与“新意境”的矛盾。
(二)文界革命
粱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晚清报刊业中“报章文体”盛行——梁启超发表“新文体”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梁启超的“新文体”是“文界革命”的重要成果和显著标志——“新文体”是由古体散文向现代白话体散文演进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具有论述详尽、感情充沛的特点以及堆砌拖沓的弱点。
(三)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影响更为重大——小说文体的革新运动在晚清酝酿已久,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迫切需要利用各种文艺形式来开启民智,宣传变法图强的理念。政治维新的功用需求提升了小说文体的社会地位——梁启超创作“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本面向世界的政治预言小说——粱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推广政治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熏”、“浸”、“刺”、“提”的小说功用论——以小说为文学之首的现代文体格局开始形成——“小说界革命”试图将小说与启蒙主义思潮结合,但过分强调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从长远来看,让其沦为政治附庸。
三、林纾与严复:文学与文化翻译的历史性影响
(一)严复和林纾的翻译成就
鸦片战争后政治改良运动风起云涌,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推动了翻译文学的兴起——严复译介《天演论》开启民智,救国图存。他的翻译理论及所译的西方学术名著,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上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林纾的翻译小说大大开阔了国人的文学视野,真正带动了翻译文学的迅速发展——林纡的译书方式和笔法独特,但也存在局限。
(二)林纾和严复对新文学家的影响
严复将翻译定位在能够启发中国民智民识的社会科学著作上,中国知识界形成的国民性批判思潮正是源于严复的积极倡导,他第一次提出了国民性批判的问题——严复在翻译理论领域提出“信、达、雅”标准,成为我国最早的翻译理论,对后世影响颇深——林纾作为近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翻译家,对新文学的影响深刻而复杂——林译小说对于西方小说的思想和译书的真髓往往不得要领。导致中国一般的文学作者无法真正领会原作的精妙一林纾的误译、意译还影响了当时的翻译界,以致随意翻译、粗制滥造、纯为牟利的译作大量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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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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