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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艺理论家、语言学家《刘熙载文集》精装，收入古桐书屋六种和古桐书屋续刻三种，并附录萧穆、徐世昌等撰写的刘氏墓志、传记，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薛正兴校点。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又字熙哉，晚年自号寤崖子，世多以融斋先生称之。江苏兴化人。他是我国十九世纪时期的一位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

刘熙载出生于一个“世以耕读传家”的清寒知识分子家庭。父松龄，字鹤与，监生，是个闲居乡里的“隐君子”。熙载“生数岁，父于与言时许其趣尚曰：‘是子可以入道，殆少欲而能思者也。’”（《寤崖子传》）“十岁丧父，哭踊如礼。”（《清史稿?儒林传》）数年复丧母。“少孤贫，力学笃行，读书睹指识微，约言孱守。”（《清代七百名人传》）道光十九年（1839），熙载二十七岁，乡试中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熙载三十二岁，中进士，以文章与书法均优，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三年（1853），皇帝召对称旨，旋奉命入值上书房，为诸王师。“久之，上见其气体充盈，蚤暮无倦容，问所养，对以闭户读书，上嘉焉，书‘性静情逸’四大字赐之。”（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咸丰六年（1856），年终考绩，“京察，公名在一等，记名以道府用”（萧穆《刘融斋中允别传》”，“不乐为吏，请假客山东，授徒自给”（《清代七百名人传》）。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犯北京，“都中有惊，官吏多迁避，熙载独留。和议成，鄂抚胡文忠（林翼）以‘贞介绝俗，学冠时人’疏荐”（《兴化县志?卷十三》）。明年，应鄂抚胡林翼之聘，离京赴武昌任江汉书院主讲，嗣因太平军二次西征，生员逃散而未果，于是，留诗一首，回程返京，中途改辙，进入山西，在汾河一带浪迹漫游。其《汾河柳》诗云：‘节近清明柳未新，汾寒色感羁人。十年浪迹浑闲事，知负淮南几树春。’正当刘熙载初到山西时，清帝咸丰病死。“同治元年（一八六二），诏起旧臣，而君与焉。其明年，两奉寄谕，趣入都。”（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同治三年（1864），补国子监司业，其秋，命为广东学政，补左春坊左中允，掌管广东全省各府、州、县学生员考课黜陟之事。督学广东，作《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以教育士人。“视学广东，一介不苟取，诸生试卷无善否，毕阅之。进诸生而训之，如家人父子。”（萧穆《刘融斋中允别传》）督学三年任期未满，即请长假归里，从此脱离官场生活。

同治六年（1867）至光绪六年（1880），历时十四年，刘熙载晚年一直主讲于上海龙门书院。“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每五日必一问其所读何书，所学何事，讲去其非而趋于是。丙夜或周视斋舍，察诸生在否。”（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因而，时人誉之为“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清史稿?儒林传》）。胡瑗（yuàn），字安定，江苏泰州人，北宋时的大教育家，学生常数百人，曾以经术教授苏州、湖州等地，后任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视诸生如子弟，教学有法，规章制度悉备。庆历初兴太学，即用其法。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开宋代理学之先声。与熙载主持上海龙门书院的同时，著名学者俞越主讲于杭州诂经精舍，两人时相过从，谈谐甚乐，切磋学问，齐名当世。

光绪六年（1880）夏，刘熙载以寒疾去沪还乡。次年，即光绪七年（1881）二月，卒于里第古桐书屋，享年六十有九。“诸生千里赴吊，诵其遗言不衰。光绪壬午（八年，1882），奉旨入《国史儒林传》，有‘品学纯粹，以身为教’之褒。龙门诸弟子公建祠于松江郡城。郡守陈遹声就祠旁建融斋书院，以志不忘。”（《兴化县志?卷十三》）

刘熙载在其晚年所撰《寤崖子传》中，自述生平说:“仕皆师儒之位，自其为诸王师，为太学师，与夫在乡塾为童子师，客游为远方士子师，出处不同，而视之未尝不一也。”又说：“于古人志趣，尤契陶渊明。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而不斤斤为先儒争辨门户。”意中颇以此自许。联系其父是一个“隐君子”，刘熙载“尤契陶渊明”是很自然的。刘熙载一生洁己修身，清廉自守。“公秉性俭约，至贵不改其初。常以翰林直内廷，徒步无车马，有晏子‘浣衣濯冠’之风。”（萧穆《刘融斋中允别传》）督学广东“行部所至，萧然如寒素。暨乞病归，袱被箧书而已”（《清代七百名人传》）。主讲龙门书院，“与弟子辨析辄至夜分，虽大寒暑，衣冠冲整无惰容，历十余年如一日”（《兴化县志?卷十三》）。“与人居，温温然无疾言厉色，与客言，言谈议，亦时杂诙谐嘲笑，恒不见其有高迈远俗之概。而意有所不可，亦卒莫之能夺也”；“闲居敝衣粝食，不多用一钱。亲故有贵显，远有馈不一取，有贫苦必多方周济，而待客又必尽丰洁。”（萧穆《刘融斋中允别传》）《清史稿?儒林传》评云：“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遁世不见知而不愠’二语自励。自少至老，未尝作一妄语。表里浑然，夷险一节。”同时代学者陈澧评云：“先生之醇德清风，人尽知之。先生之硕学，则知者寡矣。若其意趣高出于一世，远侪于古人，则知者盖寡，有相与愕眙焉耳。学政一官，世人所艳羡也。先生为之为满任，告病而归。盖世之人皆好进，而先生独好退，不知美官厚禄之可羡，而惟知读书，此古之君子，而澧以得见为幸者也。”（《东塾集?卷三?送刘学使序》）可见，刘熙载的一生，给人们留下的是一个正道直行的读书人、君子儒的形象。

刘熙载经历了近代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农民战争成败时期，又处在封建阶级中，如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等大声疾呼、强烈要求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和军事侵略的时代。可以说，他生活的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崩溃期的转折点，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勃新的先驱时期。存在决定意识。由于清季文网森严的压抑，儒家安分守己思想的束缚，加上他自身养成的安贫乐道的性格，追求陶渊明式的清静淡逸的志趣，造成了他在政治上谨小慎微，闭口不谈时政，对当时现实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一概沉默不语。这与同时代的两位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和魏源相比，刘熙载的社会政治思想与他们截然不同。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刘熙载与魏源同是道光，是二十四年（1844）进士,魏源还以知州分发江苏，后署过刘熙载的家乡兴化县。魏源根据林则徐（1785--1850）译作《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编纂了著名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俞甚”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革新主张，成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先驱。而刘熙载一贯坚持儒家的正统思想，兼采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对客观事物不是按照它的客观性质来区分，而是按照人的善恶观念进行区别。由此出发，在他的《寤崖子》和《艺概》等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如儒家先贤一样，是十分强调理与行、知与行的统一，强调道德修养上的“力行致用”，严格遵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路线。他崇尚儒家正统，认为后代儒家分派是一种自腐现象，归根结蒂是实行不实行儒家的问题（《学赞》、《儒论》）。他强调力行，也不单纯是为了修身养性，而是吸取道家一些朴素辩证法思想，要求从小处见大（株枸它），忧世而不怨世，更不愤世（《读楚辞》）。在认识论上，他认为感官有灵，物亦有吸，“相摩相荡”，相因相生，互为因素（《吸灵》）。在政治态度上，他不赞同学习西方国家先进思想和技术，但又同情人民困苦的生活。他认为“机械日出，为法必且自敝，是巧乃所以为拙也”（《问射御》）。他所相信的是中国儒家那一套固有的文化、语言、算学和医学。无庸讳言，刘熙载属于儒家正统国粹派，思想比较保守，不过，他为人洁身修行，清廉自守，做官的微薄俸钱还用来救济家乡灾情之急，并写下了《己酉闻故乡水灾》、《蟋蟀吟》、《逃荒叹》等同情人民苦难的诗篇。与同时代的龚自珍和魏源等启蒙思想家相比，刘熙载是另一类读书人，他是封建社会末期忧国忧民、正道直行的君子儒，如果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一个厚德硕学的教书先生。

正因为刘熙载有同情人民疾苦的一面，所以他常常用程朱理学“克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观，既反对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的贪欲，也反对劳动人民为争取生存权利而斗争的欲望。刘氏把一切欲望都归结为“忿”（愤怒、怨恨）和“过”（错误）产生的根源。他说：“故夫贪财者死于财，干名者死于名，务生生之厚者死于生，皆智以吸物蔽者也。盖闻之：人，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圣人知盗物者之不能无盗于物也，故戒其所以受之，无受者，无漏者也；阏其所以入之，无入者，无出者也。老子曰：‘咎莫大于欲得。’又曰：‘得与亡孰病？’而人与万物方务得而未已也，宜不免吸灵者之日眈眈也。”（《吸灵》）当然，刘氏并没有全盘接受程朱理学的“克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观，他既反对将人欲说成是恶，也反对将人欲说成是合乎天理。他认为：“欲善，欲恶，皆谓之欲。第以欲而言，则是欲者，人之能也。凡人之能，必有所用，故欲而用于善，为欲之善；用于善，为欲之恶。”（《辨欲》）认为关键问题是怎样应用“欲”。在这些方面，反映了刘熙载世界观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矛盾。

刘熙载既然主张人欲应用于善，那就当然反对那些鬼蜮妖怪的骗人学说。一方面他在《山海经》、《辟怪》、《辨惑》、《广论衡订鬼篇》等寓言作品中，有所影射，把海外诸国视为“鬼”、“怪”、“情怪”、“魑魅罔两”，以致在上海龙门书院时，“尝有异邦人求见，三至三却之。一日径造其庭，君在内抗声曰：‘吾不乐与尔曹见。’其人悚然去，竟不得见”（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另一方面，他反对“纯利”、“悲己”、“不正之言”，主张“纯道”（《蜀庄》）、“悲世”（《读离骚》）、“曲终究奏雅”、“发乎情，止乎礼义”（《读诗序》），认为有欲则无义无道，“害道伤义，罔非私利”，应该“拔本塞源，是在有志”（《窒欲》）。他一再强调要“适道”、“至中”，保持“纯气”，反对“坏道”的“杂家小说”，特别反对“莫不附于纯”的“乖戾者”、“莫不附于中”的“偏陂者”（《儒论》）。这样，他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势必反对“离经叛道”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

刘熙载《箴言四首序》说：“易损、益二象，示人以‘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指深切矣。颜子好学，见称于圣人。其‘不迁怒’，则惩忿而窒欲存焉；其‘不贰过’，则改过而迁善存焉。余校士粤东，以为士学圣贤，当先于四者从事，爰本是义为箴言以赠之。”这就集中地反映了他的道德观，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他就像韩愈《进学解》中的国子先生，“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儒，可谓有劳矣。”他像封建末世众多的儒家正统国粹派那样，悲世悯人，忧国忧民，但又找不到一剂真正可以救世的良方。他感到迷惘，又觉得失落，无奈地呼喊着：“闭门宜学道，庄老识吾心。”（《旅病诗》）在现实社会中，“半空声吼处，都似怒涛闻。”（《交河遇风》诗之一）他毕竟未能像陶渊明那样归园田居，只能恪守孔孟济世之道，以匡时救弊为己任。在刘熙载看来，读圣贤书，以正人心，“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就是匡时救弊的济世良方了。他从这一儒家正统思想出发，继承孔子、朱熹的观点，十分重视教育与文艺的教化作用。他一生“仕皆师儒之位”，中年曾“不乐为吏，请假客山东，收徒自给”，一直到晚年的弃官执教，编纂教学随笔、艺文札记、音韵讲义，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韩愈《进学解》）这不也正是刘熙载一生的写照吗？

纵观刘熙载一生的事业，就在于“为学和教人”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身兼学者和儒师。他一生好学不倦，博极群书，“刘熙载治经，无汉宋门户之见，不好考据。熟于周秦诸子书，他如天象、地舆、六书、九数、钟律、方术，皆研通其道”（《兴化县志?卷十三》）。晚年在上海龙门书院讲学期间，始整理教学随笔成《持志塾言》，总结治学成果为《艺概》、《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编选文稿和诗词作品成《昨非集》，皆系亲手自订之书，而汇刻为《古桐书屋六种》。“遗书有《读书札记》、《游艺约言》、《制艺书存》三种，乃公殁后，公子彝程等从公箧中所存手稿分类钞出，示公及门诸弟子，于丁亥（光绪十三年，1877）冬续刊之”（萧穆《刘融斋中允别传》），并结集为《古桐书屋续刻三种》。另有日记若干卷藏于家，未刊。

《艺概》是刘熙载学术著作中的代表作，是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继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又一部通论各种文体的杰作。全书共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六部分，采取札记形式分条评述。其中前四概，专论文学，是我们考索和研究刘熙载文论思想的重要文献。《艺概》一书，谈艺论文，评诗品书，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全书所阐释的都是刘氏亲身体会到的真知灼见。他把这种方式说成是“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艺概叙》），使读者“触类引伸”去作全面的理解。刘氏曾言：“真博必约，真约必博。”（《持志塾言?礼乐》）《艺概》以“概”命书，正是博观约取、由博返约的结果。《艺概》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评论的指导思想，一是关于各种文体的创作方法。

在文学评论的指导思想方面，《艺概》是以孔门六艺、儒家经典为依据，以传统的文论思想为质干，结合清代的文学风向和刘熙载个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经验形成起来的。他主要继承了《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的主张，这也就难免不受到儒家正统卫道思想的束缚。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中，他往往能冲破束缚，强调全面分析作家的作品，比较着重于创作过程和鉴赏过程的朴素辩证法，应用孔子和朱熹的美学思想，特别是艺术功用论来分析和品评作品。这样，他的评论就既能发扬前人的优良传统，又能体现出刘熙载的个人特识。

刘熙载继承了儒家“知人论世”、“文以载道”、“文以行为本”的正确观点，强调评论作品，首先要看作家的人品。认为人品高尚，才能产生高尚的作品；反之，人品低下，虽在艺术方面有所成就，充其量也只能算个“艺人”，不能给以高尚的评价。《文概》说：“君子之文无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胜信，无欲者信胜美。”又说：“有俊杰之论，有儒生、俗士之论。利弊明而是非审，非斯为俊杰也与！”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历来都是文与行并重，讲究“道德文章”。儒家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认为作家要以德行为根本，在德行的基础上创作出好作品。唐代李华说：“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皋陶之歌，史克之颂，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词，诈也，而士君子耻之。”（《崔孝公集序》）裴行俭说：“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新唐书?裴行俭传》）柳宗元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他们的所说的，都是这一思想的概括。《艺概》继承了这个思想传统，所以也主张文以德行为根本，说：“诗品即人品”（《诗概》），“赋尚才不如尚品”（《赋概》），“论词莫先于品”（《词曲概》），“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写字者，写志也”，“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书概》），等等。他评王安石文：“荆公文是能以品格胜者，看其人取我弃，自处地位尽高。”（《文概》）他评周邦彦词：“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又说：“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达祖）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词曲概》）他论韩愈《寄卢仝》和《荐孟郊》诗说：“以卢、孟之诗名，而韩氏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论诗之极则也哉！”（《诗概》）

衡量人品的道德标准，在儒家来说就是，修己和济世，修己就是要使自己成为“正心修身”、“迁善改过”的有修养的士人，济世就是要使自己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因此评论作品的好坏，就必须看它的社会作用和现实意义。《艺概》主张文章要经世致用，认为具有社会作用和现实意义的作品才足以称道。《文概》说：“汉魏之间，文灭其质。以武侯经世之言，而当时怪其‘文彩不艳’，然彼艳者，如实用何？”这是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陈寿《上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后有感而发。当时，“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而陈寿则认为：“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行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刘熙载就陈寿的评语做了进一步的申述和肯定。”《文概》说：“文丽用寡，扬雄以之称相如，然不可以之称屈原。盖屈之辞，能使读者兴起尽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也。”《赋概》说：“《太史公?屈原传赞》曰：‘悲其志。’《叙传》曰：‘作词以讽谏。’志与讽谏，赋之体用具矣。”这些评述都可见刘氏十分注重作品的实用价值。

由此出发，《艺概》进而要求作家要有真情实感，要说自己的本心话，而且反对那些脱离现实、无病呻吟的作品。《文概》说：“周秦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诗概》说：“诗歌以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渊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间，作诗九首，其诗之真，更须问耶？彼无岁无时，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赋概》说：“赋必有关自己痛养处。如嵇康叙琴，向秀感笛，岂可与无病呻吟者同语？”对于关心人民疾苦和国家安危而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必须给以高度的评价，而对于无病呻吟之作，则必须加以扫除。他高度赞扬柳宗元文：“柳州系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读《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文概》）他在《赋概》中说：“名士之赋，叹老嗟卑；俗士之赋，从谀导侈；以持己持世之义准之，皆当见斥也。况流连般乐者耶？”这一观点，是《艺概》对于我国传统文论思想的重大发展。

《艺概》十分推重古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文概》说：“太史公《屈原传赞》曰：‘悲其志。’又曰：‘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志’也，‘为人’也，论屈子辞者，其斯为观其深哉！”《赋概》说：“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真。屈子之赋所由尚已。”《文概》说：“太史公文，艰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但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又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长卿虽非无得于情，要是辞一边居多。离形得似，当以史公为尚。”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刘氏在《艺概》中。十分推重屈子离骚和太史公文，自是高见卓识。《艺概》还对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现实意义做了创造性的发掘。《诗概》说：“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秋胡行》贵玄默之致，《游仙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嵇康《秋胡行》和郭璞《游仙诗》，一个谈玄默，一个说栖遁，都不直言现实，甚至是逃避现实，但实际上都是对所处乱世荆天棘地残酷现实的不满，传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从另一个侧面表现诗人的激烈悲愤的心情。人称“诗仙”的李白，常人但赏其诗句飘飘欲仙，而真知其心乎？《诗概》云：“太白诗虽若升天成云，无所不之，然自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托也。”“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屈子《远游》曰：‘悲时俗之迫阨兮， 愿轻举而远游。’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之古人。’神仙犹古之人耳。故知太白诗好言神仙，只是将神仙当贤友，初非鄙薄当世也。”像这样的深入探微抉隐，充分揭示出李白浪漫主义诗歌中积极用世的精神实质与艺术表现的特色，在历代诗论诗话中也不多见，这是刘氏“知人论事者自能得诸言外”的真知灼见。

关于各种文体的创作方法方面，《艺概》主张表现的形式要跟所写的内容相适应，要求艺术风格与思想内容相一致。《诗概》说：“意欲沈著，格欲高古。”《赋概》说：“赋欲不朽，全在意胜。楚辞《招魂》言赋，先之以‘结撰至思’，真乃千古笃论。”《文概》说：“论文或专尚指归，或专尚气格，皆未免著于一偏。 《旧唐书?韩愈传》 ‘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二语,推韩之意以为言，可谓观其备矣。”刘氏所言“意”、“指归”即指思想内容方面，“格”、“气格”即指艺术风格方面，两者统一起来，才为完备。在两者关系上，思想内容是第一性的，而艺术风格属第二性。所以《文概》说：“扬子《法言》曰：‘事辞称则经。’余谓不但事当称乎辞而已,义尤欲称也。”又说：“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事理尽后，斯可再求笔法。不然，离有物以求其有章，曾足以适用而不朽乎？”

《艺概》论各种文体的创作方法，主张要结合它们自身的特点去做。刘氏云：“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一阖一辟谓之变，然则文法之变可知已矣。”（《文概》）注意到文体形式的变化和多样性。《诗概》说：“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近人夏敬观诠诗云：“以醒、醉二字言之，妙极！善醉，故有时能迷离惝恍以出之。文则除骚赋外，皆不能用此法也。凡诗词歌赋，其至者常若有神经病人语，类皆渊源于庄、骚，即前所谓迷离者也。”（《刘融斋诗概诠说》）俗谚云：酒话不能当真。但又说：酒后吐真言。究竟孰是孰非？这就只能结合语境、背景以及具体的人和事，细细的去琢磨了。所谓“醒”，似是指观点鲜明，词语显豁，所谓“醉”，似是指意境朦胧，词语浑涵。以醒、醉，二字作比喻，却也道出了文和诗各自的特点。《赋概》说：“赋取乎于而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奇丽是赋的特点，他不能跟文一样。文章要质实，不能过分追求华美。所以《文概》说：“文尚华丽者日落，尚实者日茂。”《词曲概》论词说：“词要放得开，最忌步步相连；又要收得回，最忌行行愈远。必如天上人间，去来无迹，斯为入妙。”又论曲说：“‘累累乎端如贯珠’，歌法以之，盖取分明而联络也。曲之章法，所尚亦不外此。”这些结合各种文体特点的论述，其中饱含着刘熙载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都是他的甘苦之言，对当时和后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意见。

《艺概》一书，以它的真知灼见受到普遍的赞誉。近人夏敬观说：“自来阐明作诗之法，能透彻明晓者，无过于刘融斋《艺概》中之《诗概》。”（《刘融斋诗概诠说》）冯煦说：“刘氏所著《艺概》，于词多洞微之言。”（《蒿庵论词》）王国维说：“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人语令人解颐。”（《人间词话》）刘熙载说：“汉隶既可当小篆之八分书,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书,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书也。”（《书概》）康有为认为，刘氏这种观点，“真知古今分合转变之由，其识甚通”（《广艺舟双楫》）。郭绍虞说：“书写字体的演变，都是文字内部正体和草体的矛盾性所引起的。这是中国的书写字体所以会发生演变的原因，同时也是书法所以能成为艺术的原因。以前约略看到这个问题的只有刘熙载。他在《艺概》中说：‘书凡两种：篆分（隶）正（楷）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我就取他简而动之说作为草体的特征。”（《人民群众与书法艺术》，载《书法艺术》第一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在我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批评史的研究领域内，《艺概》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刘熙载真不愧为十九世纪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

《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是三部关于音韵学的学术著作。《四音定切》，按照开、齐、合、撮四呼，把当时通用的佩文诗韵重加整理、分部、解释。这部韵书，原名《切音四的》，以为“欸、意、乌、于”四字能收一切之音，以推开、齐、合、撮四呼，无不如矢贯的（见《切音四的序》，《昨非集》卷二）。这是音韵学上，继康熙、雍正年间李光地、王兰生合撰《音韵阐微》一书之后，进一步阐述四呼理论、应用等韵学原理改进翻书体系的一部学术著作。《说文双声》和《说文叠韵》，则是刘熙载有感于“六书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而编撰的。双声、叠韵都是谐声。《说文》，即《说文解字》的省称，东汉许慎所编撰的一部文字学著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字典。许慎当时，还没有反切注音法和双声、叠韵等专门名称，《说文》中注字音但注“某声”或“读若某”。宋初，徐铉等校定《说文解字》，人称大徐本。徐铉始据唐代孙愐的《唐韵》，加注反切于《说文》每字之下，但往往已与汉人读音不符，故谐声字已不谐声。刘氏说：”是编独详双声者，以韵有古今之别，双声则今古一边”；“是编韵借孙氏，母即用许氏之声”；“苟以许声加孙韵皆可为切，而一切双声之字，不皆可知乎？”（《说文双声叙》）《说文双声》的编纂原则和方法是“韵借徐切，母用许声”，凡许声与徐切之母成双声的字均加辑录，以此求证徐氏时的注音，并进而推求古人制字之音。《说文叠韵》则辑录韵部相成叠韵的字，“编内切音从大徐，韵部之名从《广韵》。”其编纂通则是：“遇字与声古属通韵者，则曰‘通’；古属一部者，则曰‘并归某韵’；其非径通而由他韵可通者，则曰‘转通’；若不在此例，而许取以为声，则曰‘协用’。‘协用’之字亦有一定韵部，非各部俱可协也。故‘协用’一类于各篇后附之。”又，“《说文》有大徐本无声，而小徐（指徐铉的弟徐锴，徐锴编撰《说文解字系传》）有声者，有二徐本皆无声而其字亦可谐声者，兹并蒐集为‘续编’附后。不可通者阙之。”（《说文叠韵?释例》）通过《说文叠韵》此编，“以明《说文》合体之字与独体之声，体既相因，韵自相合。即有不合，亦由后人之失读，类非古韵之本然”（《说文叠韵序》）。

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不然。”（《答李子德书》）刘熙载说：“读书先须识字，切音真诀宜求。拈出四音要妙，是为活水源头。”（《四音定切?图说》）这就道出了刘氏编撰音学三书的动因。刘氏通过上述音学三书，试图将《说文》的注音近代化，彻底改变《唐韵》反切与汉人读音不符、故有些诣声字已不谐声的现象，以便使《说文》字音系统化、条理化，为人们更容易掌握并使用。刘氏音学三书，部伍严整，辨析允当，在语音研究方面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故蔡冠洛评云：“于音韵小学确抒卓见。”（《清代七百名人传》）

《持志塾言》，原是发给学生用的修身课程讲义。“持志”为刘氏课徒学塾之斋名，取《孟子公孙丑上》“持其志，无暴其气”句意。“塾言”即学塾讲义。“塾中讲贯，自圣贤经义以及先儒格言，固皆曰有课程矣；其有不及举古人之辞，但自言之以取易明者，则随时笔而存之，盖以便学者之复习也。”“持之义不一端，大要维持之欲其正也，操持之欲其久也；持之之方亦不一端，大要善其志之所以养也，慎其志之所以发也。”（《持志塾言序》）全书以“格物致知”“明心见性”为主脑，格言式地讲述立志为学、修身洁己、力行致用以至立身处世等方面的道德规范、目标要求、方法途径和经验教训。其所论，兼采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以“慎独”、“主敬”为要义，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儒家正统思想指导下去洞明世事，练达人情。全书要旨不出儒家传统教育思想范畴，可以说是老生常谈，无甚高论。由于刘氏强调“力行致用”、“修身洁己”，书中有些格言条目，经过批判改造后，今天也还有一些积极意义。

《昨非集》，是刘熙载的文学创作集，共四卷，包括寓言故事集《寤崖子》一卷，文、诗、词曲各一卷。书名《昨非》，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寓言故事集《寤崖子》，即以刘氏自号而命名。“抑或寤者见之谓之寤，崖者见之谓之崖矣乎？”既自以为号，又以之命集。刘氏友人满洲文秀庵见此书云：“取类得于《易》，博依得于《诗》，敷畅似《说苑》、《新序》，非深悉事物之理，其何能为？”（《寤崖子自序》引）这也是刘氏“意欲自成一子”之作。集中四十二篇寓言，其所言者，多数是辩难诸子，格物穷理；其所寓者，主要是修身养性，匡时救敝。《寤崖子》以寓言形式，托以史事，杂以议论，借以推阐儒家正统的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观。我们在上文分析刘熙载的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观时，已经涉及到《寤崖子》中的不少内容，这里就不再重复讲了。昔人云：“文章今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唐白居易《与元九书》）刘熙载的诗文创作，指出胸臆，发乎自然，叹时事之乱离，哀民生之多艰，反映了清朝季世外患内乱满目疮痍的世风民情，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刘熙载在《论文》之二中说：“夫农之言耕作，工之言朴斫，其事至浅近矣，要其言之，真能自知自信，与圣贤之言志行一也。至商贾则饰矣，至巫卜则饰之甚矣。昔人称为文宜师圣贤，吾谓若吾人者，且师农工亦可。”（《昨非集?卷二》）他认为农工之言，浅近易懂，朴实无华；商贾之言，巫卜之说，言行不一，华而不实，夸饰而不足取。只有学习农工的语言，才能使圣贤之道真实地表现出来。就刘氏强调散文的真实性而言，实在是跟他主张散文的范围以六经为限相矛盾的。但是，刘熙载提出“师农工”这一命题，在那个时代，应该说是封建末世一个正道之行的读书人的难能可贵的见解，在当时、在今天都有着重大的进步意义。刘氏《题杨一丈诗文集》说：“作诗不必多，所贵肝胆真。”于此，正可反映出他诗作的特色。像《己酉闻故乡水灾》、《蟋蟀吟》、《逃荒叹》等诗篇，都表现了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刘氏有词三十首，苏州大学严迪昌教授编著《近代词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收入十九题二十三首。

《古桐书屋续刻三种》，即《读书札记》、《游艺约言》、《制义书存》三种，汇为一编。“是编《札记》一种，与前刻《持志塾言》相类。《游艺约言》一种，与《艺概》相类。《制艺书存》一种，则原系《昨非集》之第六卷而未刊入者。”（《古桐书屋续刻三种跋》）

关于刘熙载著作的版本。《古桐书屋六种》，原刻于同治十二年（1873）；《古桐书屋续刻三种》，原刻于光绪十三年（1887）。《艺概》标点本，王国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艺概笺注》，先师王气中教授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书后附录收有王先生编撰的《刘熙载行年小志》、夏敬观《刘融斋诗概诠说》等，都富实用价值。《刘熙载集》，刘立人、陈文和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上各种本子，在传布和介绍刘熙载的学术思想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王先生的《艺概笺注》，注释详审，观点精辟，资料充足，使笔者受益不浅。
江苏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刘熙载文集》，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95”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文集收入《古桐书屋》前刻、续刻九种。今据原刻本加以新式标点，并校改了个别错字。对《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三书中注音反切的排版方式，在不影响内容的前提下，做了改进，使今人阅读更为便利。校点中的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江苏古籍出版社朱野坪副编审，担任本书责任编辑，认真校阅了全部书稿，给予笔者许多具体切实的帮助，谨此志谢。

薛正兴

2000年11月15日

薛正兴，原江苏古籍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出版整理古籍著作多种，如《范仲淹全集》《薛正兴文存》等。

《刘熙载文集》
作者：（清）刘熙载 著，薛正兴 校点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ISBN：9787550627277
出版时间：2017/12/1
开本：32开
页数：806
定价：145

目录：
古桐树屋六种
持志塾言
艺概
四音定切
说文双声
说文叠韵
昨非集

古桐书屋续刻三种
古桐书屋札记
游艺约言
制艺书存

附录：
知音同人叩此宫商法 /刘熙载
星野辨/刘熙载

复刘融齐宫允书/张文虎
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俞樾
刘融齐中允别传/萧穆
刘熙载传（清史稿儒林传）
融齐学案 /徐世昌
送刘学使序 /陈澄
刘融齐中允 /李详
刘熙载传（兴化县志）